细读老舍《茶馆》的语言之恨、传统之殇

　　《茶馆》可谓是老舍戏剧作品中的翘楚，剧中的三幕，一幕写一时代，每一幕都敲响了一个时代的丧钟。老舍先生以独特的构思，以茶馆为舞台，着眼于小人物的生活命运，揭示了旧中国的黑暗。细读《茶馆》，我们无一不为之动容甚至涕零。下面，笔者就从诙谐语言、没落茶馆两个角度进行品味。

　　一、诙谐语言，品不完的彻骨之恨

　　老舍先生用纯熟的语言技巧，让剧中人物的语言于诙谐中泛涌泪花。很多人物的语言表面看似滑稽可笑，但是在笑声逝去之后，留给读者的是更多的沉思与愤恨。

　　例如，常四爷见二德子在茶馆“抖威风”，鄙弃其恃强凌弱，只可窝里斗狠，二德子却全不要脸面言：“怎么着？我碰不了洋人，还碰不了你吗？”这是何等的“威风”啊，在面对自己毫无寸铁的同胞时，把土匪流氓“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洋人的淫威之下，俯首称狗，吮血国人，无丝毫怜悯之心，在平民与学生面前大展身手，威风凛然，勇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的“急先锋”。常四爷看到刘麻子在炫耀自己又细又纯、地道英国造的鼻烟壶时，悲叹大清国的真金白银涌流国外，而刘麻子却无比自豪，“咱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清末，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让整个大清国满目疮痍，整个民族处于水生火热之中，百姓枉死，家园遭毁。但是，这仅仅是个开端，战争的后续带来的是更多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而作为国人的一份子——刘麻子，却仍然处于一种没落却无意识的自我优越之中。

　　在纷繁的乱世中，唐铁嘴的相命生意却越来越好。正如他所言，“这年月，谁活着谁死都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诙谐的语言中，透露出百姓的颠沛流离之苦，命在旦夕之悲，而唐铁嘴却利用百姓祸难大发横财。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际，逃窜的百姓在洋人的枪炮声中倒在血泊里，而此时的刘麻子却抢夺一个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何其痛也！唐铁嘴很自豪地向王利发说道，自己已经不再抽大烟了，改抽白面了，“两个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之狠、之无耻有目共睹，鸦片的输入与肆虐，中华民族被推至于悬崖边缘。看似滑稽的语言正体现民族的悲哀，而唐铁嘴之类无任何觉悟之心，甘于被奴役、被毒害。

　　二、没落茶馆，诉不尽的传统之殇

　　茶馆可谓中国古典文化的缩影，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清代茶馆遍布城乡，其数量也是历史上少见的。北京有名的茶馆就高达30多个。生活在北京城的老舍与茶馆有着紧密的联系。老舍出生的小杨家胡同口里就有一个茶馆，老舍的父亲舒永寿在回家的路上经常经过“天泰轩”茶馆，他曾是这里的常客。在这样一种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下，老舍对茶馆自然有一份独特的感情。“除了读书以外，庆春就是爱去个小茶馆听听说书的，上天桥看个‘噌儿戏’“他跑熟了北京城的大小茶馆，听了、看了一肚子的典故和故事”。

　　中国人上茶馆，到明清时期不仅是日常生活的需要，更主要的是精神生活的需要。品一壶香茗，谈一种人生，上茶馆已经成为一些人的生活方式，成为特定身份群体的文化符号。就像老舍在《茶馆》中第一幕所言，茶客来到茶馆里不仅是吃点“简单的点心与菜饭”，很多人“遛够了画眉、黄鸟之后”，聚集茶馆“歇歇脚、喝喝茶”，“商议事情”，谈论一些“荒唐的新闻”“奇怪的意见”，听听“某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忘记生活的艰辛、忘记情绪的纷杂，静享这片刻的悠闲。

　　然而，晚清中国茶馆的环境变得污浊起来，乌七八糟。打架斗殴、欺软怕硬的流氓，贩卖人口的、拉纤扯皮的泼皮，鸦片、白面等污浊之物也时常出现在茶馆。到了民国初年，茶馆的生意更加惨淡，一种纯粹的、古典的传统文化正在逐渐消亡。一方面，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国内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百姓无闲心去茶馆;另一方面，西方生活习俗也冲击了茶馆的生意，咖啡馆、西餐馆、酒吧等在各个公园、街头巷尾出现。《茶馆》中的王利发为了避免淘汰，对“裕泰”茶馆进行了改良，将原有的长桌、长凳换成盖着浅绿桌布的“小桌与藤椅”，撤去墙上的“醉八仙”大画，连财神龛，代以外国香烟公司的广告画。然而，茶馆原有的清新、雅致、具有大众化文化气息的特点逐渐减弱，甚至消失。到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兵的横行下，裕泰茶馆更加不如以前体面了，在各种势力的摧残之下终于关门大吉了。

　　综上所述，《茶馆》的成功并不是偶然，其熔铸了作者的真实经历和复杂情感。对往事的叹惋，對“茶馆”文化的凭吊，对外来侵略者的痛恨，对腐朽清王朝的无奈……种种情感交杂，或溢于既诙谐又充满讽刺的语言，或露于人物的行为动作，也正是这些存在给了读者无尽的思索，也让《茶馆》成为一部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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