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俗叙事

　　引言

　　乡土风俗是某个特定社会的乡土文化和风俗习惯，这不仅仅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更从点滴中渗透出维系社会稳定的精神力量。乡俗在文人的笔下大多会被突出表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容易就能想象到那个时代的场景。在现代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作家对乡俗嗤之以鼻，尽力贬低和批判，这是因为作者生活的年代给他们的精神和肉体上带来了摧残，只能将批判乡俗作为发泄出口；有些作家可以用正确的眼光看待这些乡俗文化，因为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一种事物的看法不再是全面肯定或者全面否定，我们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俗叙事时要注意站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并且从多个视角把握其中最关键的内涵。

　　一、启蒙主义视角下的乡俗叙事

　　五四运动是我国新旧民主革命的转折点，也是我国思想文化史的里程碑。五四新文学的新特点是将启蒙主义的曙光带到中国大地，因此很多作家走上了启蒙文学的道路，将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乡俗文化，使其背上了文化悖论的罪名。首先我们必須明确“乡俗”和“礼教”之间的区别，乡俗是在历史进程中保留下来的风俗习惯，礼教则是儒家文化中提倡的雅文化，二者实际上是一俗一雅的互补关系。但是五四时期很多文人将二者混为一谈，忽略了“礼教”中的积极部分，全盘否定，甚至将一些本不属于礼教的风俗硬塞给礼教，比如民间流行的“典妻”和“节烈”，这种陋习原本就是“礼教”所反对的[1]。实际上，五四时期批判的“礼教”应该是“庸俗”。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用辛辣的笔法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宗法制和礼教对人民的迫害，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学界的巨大反响，很多作家都纷纷走上批判礼教的道路，因此《狂人日记》就成了乡俗叙事批评“礼教”的开端。他们批判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民间对鬼神的盲目迷信，二是典妻这种封建糟粕，三是野蛮的身体冲突和斗争等民间陋习。

　　首先是鬼神迷信，这种迷信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甚至现在生活中仍有一些人对鬼神抱有迷信心态。中国历来是一个没有特定信仰的民族，主要的信仰形式是多神崇拜，尤其是在越不开化的落后地区，鬼神的传说越多。人们极尽想象力描述鬼神的生活、地狱的形态，对死后世界的兴趣远比对现实生活的兴趣更加浓厚，这不能仅仅归结于人民的愚昧，因为封建社会的重压使人民在苟延残喘之际将最后的期望托付给了不存在的阴间地狱。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描述了小镇的扎彩铺里有各种各样的纸人儿、纸马车和纸房子，还有做成元宝形状的纸钱，人们会把这些东西烧在逝去的亲人的坟前，意味着他们在阴间也有钱可花、有房可住。可笑的是这种幻想竟让穷人觉得阴间的生活比人间还幸福，活着还不及死人一半幸福[2]。小说中对于东北小镇的细致描写，刻画了战乱时期最底层人民痛苦又挣扎的生活，将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画卷生动地展现给后人。

　　“典妻”制度是封建社会对女性最恶劣的摧残，将女性物化为可供交换的商品，这种行径使文人为之嗤之以鼻，因此他们用浓重的笔墨批判这种畸形的婚恋制度。台静农在《蚯蚓们》和《负伤者》中对民间的典妻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是同时彰显了小人物时代背景下的无能为力，二者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让人民可以从多角度对当时社会有全面的认识。

　　民智未开的主要表现是农村中经常有野蛮的斗殴现象发生。《惨雾》描写了两个村庄为了土地的划分问题，几代人之间都进行了舞枪弄棒式的斗争，双方斗殴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各个村庄都弥漫着血腥的气息，村民的日常生活是围绕着争土抢地而展开的。以上这三种类型从不同角度描写了民间最底层的庸俗文化，但是仅凭这寥寥几笔就推断出“礼教吃人”的说法是完全不严谨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两面性。乡俗本是一个中性词语，不能完全否定它存在的意义，因为乡俗中的很多文化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如果随意地就给它扣上“落后”“愚昧”的大帽子，那么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1934年又进行了一场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的主题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重建中国新乡村的信心高涨，创造新文化不能忘了自己的根。就这样绕了一个大圈，知识分子又回到了起点。

　　二、革命文学视角下的乡俗叙事

　　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是革命时期的主要文学流派，这两种文学用政治意识形态掌握了革命的话语权，回归文学的本质，用最质朴的语言描述40年代中国乡村的风貌。革命文化是阶级斗争的隐形武器，带有很浓郁的反对地主阶级的思想，纵观革命文学中乡俗情节的内容，大致有以下三种：一是批判乡俗文化，二是反抗乡俗对人性的压迫，三是进行乡俗革命。

　　革命作家通常都认为乡俗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一种极端手段，而且用乡俗的表象掩盖实际上的剥削事实，从而缓和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茅盾在《春蚕》中描绘了老通宝等一年到头辛苦养蚕的乡民，他们严格恪守农时，避免冲撞到各种风俗和禁忌。在收蚕阶段，老通宝把提前准备好的香烛供在灶神的面前，进行了一个隆重又庄严的仪式。但无论怎么努力，他们的丰收成果都会被地主阶级剥削掉，自身悲惨又贫穷的命运始终无法被改写。革命作家已经不是单纯将乡俗看成一种民间文化现象，而给乡俗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3]。

　　在第二类乡俗叙述的文学中，作家一般都会把描写的重点放在农民受到乡俗之后的反抗。有妻子对丈夫的反抗，儿女父亲的反抗，乡民对地主的反抗，表现了作者对冲破阶级的渴求，希望原有的封建秩序被毁灭被重塑。蒋光慈在《咆哮了的土地中》描写了一个普通的妻子为了摆脱丈夫对自己的压迫，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从而摆脱了夫权对自己的制约和束缚，她不用再看丈夫的眼色行事，而且在革命中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使自己的人格变得更加健全。这类文学中的代表作是洪琛的话剧《五奎桥》，作品生动刻画了乡绅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农民在革命的领导下反抗了乡绅对自己的压迫，在某种程度下反对了风水传统这种学说，同时批判了乡绅阶级存在的意义。 　　赵树理是解放区文学中最擅长进行刻画农村新风貌的作家，《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生动地反映了革命时期中国底层农村的变化[4]。韦君宜的《龙》将自然界的现象和政治人物结合在一起，破除了封建迷信，并将它转化成了政治信仰，这种写作手法在当时是极为普遍的，不仅可以将革命的信念传播给广大群众，而且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革命中。新旧风俗之间的矛盾无法在一朝一夕间解决，民主就成了一种被广为接受的缓和矛盾的方式，无论哪种文学都不能完全将某种乡俗从中国人民的心中剔除掉，这是一种具有价值导向的隐性文化，在某些方面反映了民族精神的内涵。

　　三、自由主义视角下的乡俗叙事

　　当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乡俗进行猛烈批评的同时，自由主义的作家悄无声息地开始对民间的乡俗进行保护，他们不但不认为乡俗是糟粕，反而赞扬乡俗中的优秀部分，把能反映中华民族精气那部分东西用文字展现给大家。周作人是最早关注中华民俗的作家，由于曾在日本短暂留学过，他便将目光投入到中日民俗之间的差异，从更深层次分析两国国力差异的主导因素。周作人的杂文小品从民间风俗的细节着手，将其中最迷人的部分用最质朴的文字呈现出来。沈从文也是一位极其善于描写乡野风俗的作家，《边城》用最简单的文字描绘出了湘西小镇美丽又质朴的风光，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沈从文的写作秘诀是将自己置身于乡俗情景中，倾情于最广袤的土地，将生命体验和湘西乡俗文化紧紧融合[5]。沈从文笔下的苗族乡俗虽然比较原始，但是对人性的包容度更大，乡土生活更富有人情味。《萧萧》里的主人公在遭受屈辱后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被遗弃，仍被众人接受，还有《丈夫》和《柏子》中的妓女也没有被村民歧视，在那个年代下任何人都有自己说不出的苦衷。

　　自由主义下的乡俗叙事比其他角度中的叙事更加保守，因为作家支持保护民俗的多样性和原始性的目的就是维护一个传统的中国。所以，周作人的小品散文、沈从文的湘西文学及废名的纯艺术化的乡俗叙事，都是通过展现一个暗潮汹涌的民间表象，给读者传达出传统习俗中的自由主义[6]。

　　结语

　　乡俗的源头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群众，因此乡俗会有很浓郁的地域色彩，是某个特定时期农民生活风貌的集中体现，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某种风俗。文学是一个社会最锋利的思想武器，尤其是在战争动乱的时代，文学甚至有开发民智、扭转舆论的重要作用。现代文学史中对乡俗乡景的描写不胜枚举，对于我们研究乡土文学有重要的帮助，而且能将其精髓应用在当代文学中。在撰写过程中由于学术水平的限制，必有纰漏和失误存在，还望各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及时指正，共同促进本项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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