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海外视阈下的中国模式及其世界影响

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中国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既受国际环境的影响，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势，同时又反过来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模式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方面对世界发展的贡献，而且中国倡导的价值观和所采取的对外政策在世界范围内逐渐产生了共鸣和影响力。正如俄罗斯学者亚诺夫斯基(Яновский)所说：“中国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经验中的很多方面具有民族特点，但其中亦不乏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中国经济的崛起引起海外各界的极大关注，中国模式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模式的内涵及其基本特点

　　中国模式成为海外讨论的热点是21 世纪初的事情，但这一概念的提出却要早得多。1980 年，日本《现代经济》杂志刊载的石川滋、宇泽弘文等人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文章中，就多次出现了“中国模式”的概念。2004 年5 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老师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上发表了《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一文，称中国模式为“北京共识”，并对其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论述。该文发表后，“中国模式”在海外报界、政界和学界逐渐成为热议的话题。

　　何谓“中国模式”?雷默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寻求发展。它包含三个方面的要素：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权益;循序渐进、聚集能量。雷默对中国模式的概括在海内外都引起了很大争议。香港学者丁学良不无讽刺地说：“雷默在制作他的‘北京共识’概念期间，对中国国内严肃的研究成果似乎看也不看，他大概只是把宣传品中最不实事求是的大话言辞(这些大话言辞就连中国政府里较为尊重事实的官员都嗤之以鼻)，当作了实际状况，填充进他的概念之中。”美国前国务卿助理谢淑丽(Susan L. Shirk)、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和李侃如(kenneth G.Lieberthal)、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中英可持续发展对话的国家协调员里奥·霍恩(Leo Horn)等人均不认可“中国模式”的存在。

　　他们之所以反对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还谈不上奇迹、中国发展模式还没有完全定型、建立在中国特殊国情基础上的发展模式难以复制、提中国模式是别有用心地对抗“普世价值”等。其实，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社会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其次，国外的一些有名的发展模式也不是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才称为“模式”的，如果认为完全定型的制度才称之为“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必定是僵化凝固的。再次，中国模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模式”不能为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最后，所谓“普世价值”只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真的具有“普世性”。不该用西方的“普世价值”来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中国模式”更加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制度改革和社会进步。

　　实际上，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概括，或者说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60 年来走过的成功之路的抽象总结”。中国模式的成功在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模式与其他发展模式相比，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

　　一是注重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人民群众是中国模式的建设主体，中国模式主要致力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俄罗斯著名中国学家季塔连科(Титаренко М.Л.)曾说：新中国的基本经验就是实行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人积极性的政策，中国模式的主要特色之一就在于中国人民自觉地成为改革的主人。另一俄罗斯学者杰柳辛(Л.П.Делююин)在《今日亚非》1994 年第8-9期上发表的《邓小平——革命家、毛泽东主义者、改革家》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政策加速了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大多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美国学者马克·布莱彻(Marc Blecher)说：中国的改革，“在增加人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功绩最大”。

　　二是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开放。几乎所有的国外学者都认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领导人没有接受“华盛顿共识”倡导的休克疗法，而是进行反复试验取得成功后再制定出相应政策。傅高义形象地说：邓小平并不是一个手持伟大蓝图、主宰着变革的“设计师”。“事实上，这个变革的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郑永年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采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激进方式，而是采取的渐进性方式。“改革的渐进性使得中国有时间和空间来不断调整政治体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 摸着石头过河”最能体现这种渐进性，国外学者对这一名言赞赏有加。日本学者矢吹晋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具有庞大体系的领导人犯大错误的事实。因此，从我们的评价标准来看，只有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小理论，才真正是减少错误的比较理想的理论。”

　　三是注重借鉴其他模式的经验教训。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注意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吸收其他模式的成功特质。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模式既吸收了欧美的智慧，又学习了亚洲内部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的经验。沈大伟说，中国人民和政府努力向其他国家学习，积极融入国际化进程的开放心态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郑永年说：“中国虚心学习国际经验，不管是像美国那样的大国还是像新加坡那样的小国，中国都愿意学习其长处。可以说，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好学的国家。尽管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经常对中国持批评态度，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向这些国家学习。”中国在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经验的过程中，很好地结合了自身的实际，并从各个方面极大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才形成了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中国模式。

　　四是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时，“稳定压倒一切”是中国党和政府一贯坚持强调的基本原则。美国学者库恩说：“中国人不仅期待稳定，甚至痴迷于稳定，这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根深蒂固的需求，对骚乱的一种几近偏执的恐惧。”中国一再强调稳定，这是因为“稳定为本，稳定是福。怎么强调中国人对稳定的关注都不会过分”。新加坡著名学者林住君认为：“领导层的团结和政局的稳定，正是使这场翻天覆地的改革能够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的主要原因。这也是过去百多年来的任何改革尝试中所缺乏的条件。”中国模式的上述特点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最好总结，也是新世纪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和保持稳定应该进一步坚持的基本原则。

　　二、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经济利益，也为其树立了可供效仿的榜样

　　中国模式得益于中国党和政府独立自主地选择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模式对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加强自身的社会经济建设和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有着积极影响。中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援助。丹麦学者李形(Li Xing)列举了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几个数字：“自2000 年起，中国取消了非洲31 个国家超过100 亿美元的债务，并且成立了价值55 亿美元的基金会来支持非洲发展。

　　中国援非总量估计已超出西方援助总量。”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感到受益颇多，加深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友谊。曾任几内亚驻华大使的马马迪·迪亚雷说：“从上世纪60 年代到现在，中国为几内亚做了很多事情。当几内亚人民谈论电力、水坝的时候，他们首先讲到的就是，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送给他们的礼物。”他还深情地说：“中国成功了，我们也会成功;中国强大了，我们也会强大;中国富有了，我们也会富有。几内亚人民坚信这一点。”

　　中国经济发展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华贸易。曾任新加坡副总理的吴庆瑞说，中国的迅速发展将会需要越来越多的物质，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增加他们对中国的出口。美国学者梅甘·戴维(Megan Davy)分析了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贸易关系：“近年来，对华出口有力推动了南美初级产品出口市场。随着中国沿海和城市地区的人均GDP 不断提高，那些地区规模高达5 亿的消费者对国外产品的需求也愈发强烈。相对来说，拉美应该有条件为这些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农产品、食品以及旅游产品。”“巴西是最有条件向新兴的中国消费市场供应产品的国家。”“中国城市消费者的口味正由粮食向肉、奶、油和加工食品转变。如果抓住了这个机会，巴西对华出口规模就可以进一步扩大，出口产品种类也将显现更加多样化的特征。”“除了巴西，由于智利铜矿储量和生产比较强势，该国在对华出口中也占有比较有利的地位。2006 年，智利成为拉美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以美元计价，1996~2005 年智利对华出口总额中矿产品所占的比重由61.5%增加至83.5%。”

　　中国模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强大的吸引力，其基本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里奥·霍恩虽然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但他不得不承认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强大吸引力。他说：中国的经济成就使得世界上很多人深受启发，“所有的发展专家和理论家都在鼓吹中国发展模式，将其作为支持他们的异类理论无可争议的论据。”“从委内瑞拉到越南，对于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吸引力随处可见。伊朗、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国家邀请中国专家给高级官员和学者授课。”非洲国家的一些领导人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可以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安排生产，他们与国家的经济关系由双方事先签订的合同制约，这种生产方式不仅提高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而且也符合国家的利益，这种制度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尼日利亚《商业日报》阿克拉分社的主任古德温·恩娜娜(Godwin Nnanna)说：“非洲能从中国学到很多。中国的变化说明：我们能够对付贫困问题，也能够消灭极端贫困。”“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学习如何组织我们的贸易政策，如何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如何在短短几年之内教会我们的孩子掌握技术、熟悉经营。”当然，天下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也许并不完全适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毕竟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值得他们认真考虑。

　　三、中国模式拉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对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影响

　　中国模式的成功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也对广大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变化。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就更为明显。

　　中国模式为西方国家的发展带来重要机遇，促进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2003 年8 月1 日在《经济评论》上撰文指出：中国尚待开发的巨大市场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于美国而言，利远大与弊。伯格斯腾(C. Fred Bergsten)等主编的《账簿中国》一书认为，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崛起对于美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机遇。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大、发展速度快、开放程度逐步扩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源泉。美国每年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700 亿美元，户均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625 美元。日本学者尾崎春生分析了中国模式对日本的影响：2005 年占日本对外出口贸易额14%的对华出口，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的经济复苏。中国需求的不断增长使日本的产业界赚得盆满钵满。由于中国市场扩大对原材料需求的不断增加，极大地刺激了日本钢铁和石化等原材料企业及航运和造船业的业绩攀升。中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让日本的建筑机械产业和建筑商分到了一杯羹。中国的过热投资让日本的机床成套设备、重型机械和环境等产业获得了持续发展。中国汽车需求的增加更是让日本的汽车、汽车零部件及轮胎产业获利匪浅。“此外，中国的消费热拉动了日本家电、化妆品和零售业的销售状况;中国的旅游业对日本的航空业、旅游业，中国建设物流网的举措对日本商社、物流企业、运输公司等带来了不少利益。”中国的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也带来了影响。哥伦比亚《时代报》2007 年9 月4 日发表文章说：“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繁荣对西方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影响，尤其是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各种产品，从服装到电脑设备纷纷走向国际市场。如今，中国的经济繁荣也开始打破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权力平衡。”“像多年前的美国一样，如今中国也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世界人民的生活方式。从阿根廷到美国弗吉尼亚的学校里都在教授汉语课。”美国学者吴伟克(Galal Walker)说，中国正在成为美国生活的一部分，“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对美国生活的影响正日益增强，我们对此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在美中两国之间发展友好交往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丹尼尔·格里斯沃德(Daniel Griswald)指出：对华贸易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绝大部分产品是日常消费品，改善了美国人生活和工作的质量。中国还是美国一个主要市场和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资本来源。

　　西方国家有些人一再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责任论”等反华言论，并不一定是对中国经济威胁的顾虑，很大程度上应是担心中国模式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挑战。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可以为西方国家的发展带来潜在的机会。比较而言，由于中国经济崛起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才是西方最关心的问题。内含特殊的历史维度、独特的文化因素和自信的意识形态话语的中国模式，在第三世界国家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才是西方有些人的担心之处。

　　四、中国模式意味着社会主义有远大前途，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新鲜经验

　　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严重挫折，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则经受住了考验，并健康发展。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组织和政党对中国改革的经验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西方学者欢呼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已经战胜了与之竞争的一切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在国际上一时陷入失语的状态。但中国模式的成功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季塔连科对“历史终结论”进行了有力驳斥，他说：从某种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新中国在建设新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以其独特的形式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从革命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总的发展趋势，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复杂演变过程和最终反映了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完善。杰柳辛也认为，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崩溃之后，在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即20 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时代已经过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对社会所进行的不成功的改革试验也在20 世纪末结束了，谁也不会再企图重复这种试验了。“尽管承认在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的故乡所进行的实验已经失败，但是还是有不少学者仍然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理想并没有丧失其吸引力，人民变得成熟之后，会重新求助于上述理想。社会主义的第二次生命要比第一次更持久更成熟更完善。邓小平和那些赞成他的信念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坚定地坚持这种立场。”

　　中国模式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新鲜经验。亚诺夫斯基对中国改革开放进行深入考察后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共产党人为树立现代社会主义形象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其主要方面区别于19世纪末20 世纪初的社会主义概念。越共中央顾问、前总书记阮文灵在访华接受采访时说：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十分成功，取得了很多经验，你们走在越南前面，我是专门来学习你们的经验的。他认为，中国在办特区、发展乡镇企业、吸引外资等方面都取得成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越南从中受到很大启发。曾任越南驻华大使的阮荣光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应该怎么执政，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一个执政党有如生命一般，并非一成不变，中国从极为贫穷的国家成长为强国，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和理论建设的与时俱进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值得学习。”[24]26 朝鲜副总理金达铉根据朝鲜的情况，谈道：“我们也应搞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搞合营，但要慢慢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同南朝鲜对峙，祖国没有统一。因此，不敢轻易开放和改革，否则会出事。我们不提改革、开放并不是反对中国搞改革开放。希望中国树立一个样板，以便我们学习。自己开辟一条道路不容易，而学习别人的东西就容易得多。”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对前社会主义国家也具有特殊意义。时任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的叶尔蒂斯巴耶夫1992 年访华时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验具有国际意义，特别是对独联体国家来说更是具有特殊意义。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是，改革的发表指导思想和方向是错误的。戈尔巴乔夫不是改革，而是摧毁苏共、苏联，中国改革的成功，挽救了社会主义，使哈萨克广大人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乌克兰学者帕夫洛夫斯基在1997 年3 月25 日《乌克兰之声》中以《中国的经验正是乌克兰的教训》为题道：中国在市场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惊人成绩已说过很多，谁都不能否定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中国的成功经验对我们是可资借鉴的。他总结了中国改革的六条经验，认为乌克兰的政治领袖和领导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应当这样去做。

　　中国模式的成功使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为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五、中国模式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意义

　　中国模式主张对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外反对霸权主义和构建和谐世界，得到多数海外学者的认同。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说：中国已融入国际主流社会，中国既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推动力，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作为国际政治中一支独立和重要的力量，对世界稳定和秩序发生着积极的影响。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担负起越来越重要的责任。美国学者兰普顿(David M. Lampton)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稳定者作用。他举例说：“在应对1997-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不仅确保自身经济增长和汇率稳定，而且给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提供稳定的资金，尽量减少危机对香港的损害程度，并帮助本地区恢复信心。在最近的全球经济低迷期，中国是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发动机。2009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3/4，2009 年美国对华出口仅下降了0.2%，而同年美国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总量却下降了20%。中国在六方会谈中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2003 年及其后，中美双方在可能引发冲突升级的台湾问题上做出了相互的努力，以保持对‘台独’势力的压力。在乔治·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华盛顿尽最大努力鼓励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互通互联，并将其作为稳定台湾海峡及周边地区的明确战略。2008 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队进入亚丁湾，对打击和遏制海盗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如果仅仅关注中国事实上和潜在的破坏稳定的行为，就会忽略这个对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美国也希望更多地看到中国的这种贡献。”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利于加强当今国际经济秩序。针对“中国威胁论”，美国学者爱德华·斯坦菲尔德(Edward Stienfeld)在2010 年出版的《参与我们的游戏：中国的崛起为什么不会威胁西方》一书中指出：“当今中国发展强盛并不是遵循了自己制定的规则，而是接受了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制定的规则行事。”“这场游戏就是全球化，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了自身同全球化不一致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制度。这种调整和变革是‘中国社会的自主选择’，这不但重塑了中国自身的发展方向，而且会对我们的发展方向带来积极影响。”他还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有益于自身的强大，也符合美国，乃至西方利益。中国参与全球劳动分工可以促使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科技创新和商业创造力，也有益于巩固美国在全球的商业领袖地位，增强美国公司的实力，巩固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美国应该通过努力促进自己的经济复苏，来带动其他国家经济的复苏，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西方国家不需要，也不应该接受或认同中国制度做的一切，但是应该接受中国正在经历的变化过程。

　　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后，逐渐担当起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1997 年2 月21 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正是在这一理论发表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维护一个适合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和平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与周边国家建立和发展了良好关系，并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共同利用经济繁荣的机会，在维持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学者熊玠(James C. Hsiung)指出：“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于‘家事’采取严格的集中制，但在国际社会中实践反沙文主义、反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个启发性的线索是中国对朝鲜的政策，正如尼克松中心中国研究主任德鲁·汤普森(Drew Thompsn)指出的，尽管朝鲜几乎完全依靠中国来维持生存，但中国只把朝鲜作为‘好邻居’，而不是客户或卫星国，斯大林的苏联绝不会这样对待朝鲜。”中国历来反对霸权主义，随着国际地位的加强，中国模式对促进世界多极化、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将会日益凸显。

　　如何看待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应该说，多数国外学者是以客观的态度、用详尽的数据来论述中国模式问题的，但也有人对中国模式进行苛责，指出了种种问题。正确看待中国模式的关键是我们自己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自己的眼光，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模式，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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