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理想和痛苦“颠倒混乱的时代”冲突

一

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进步趋势。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和中世纪的意识形态首先与天主教会根本相反。人文主义者声称，生活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人们准备来世的生活，而是为这个世界做出合理和正确的安排。如果教会教人们把所有的想法都集中在对上帝的理解上，那么人文主义者主张人们应该主要关心人本身。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代表作家，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戏剧深刻、多层次、多视角地描述了他的时代，关注各行各业的人，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最充分的艺术反映。人文主义精神是莎士比亚的旗帜。它不仅揭示了垂死封建制度对人性的丧失，也揭示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坏习惯。在作品中，莎士比亚肯定生活，赞美生活，主张人们有权争取幸福生活。他倡导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反对各种形式的封建资本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女性的解放和对女性追求爱情幸福的肯定，是莎士比亚作品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光辉体现。莎士比亚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不再是中世纪文学中的娃娃，而是具有独立个性和鲜明个性的资本家。在他的悲剧作品中，莎士比亚宣传了人文主义思想，赞扬了人文主义理想，展示了人文主义理想与黑暗现实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发出了《纽约时报》最强烈的声音。李尔在暴风雨中对社会罪恶的抱怨，哈姆雷特在生死问题上的独白，泰门对资本主义社会黄金罪恶的谴责，都是作者人文主义思想的精彩表达。

曹禺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戏剧艺术的天幕上升起了一颗璀璨的明星”，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开拓者和杰出代表。曹禺在创作生涯中，不仅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精髓。早在中学，他就开始接触西方戏剧。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戏剧的发展历史，从古希腊悲剧到现代易卜生、奥尼尔，从莎士比亚到契诃夫、高尔基，他在世界艺术的走廊里徘徊。曹禺曾经说过，外国剧作家对他的影响更大，第一个是易卜生，第二个是莎士比亚。曹禺不仅用诗意的语言翻译了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还学习了莎士比亚戏剧的诗意语言和生动的故事情节和复杂而丰富的人物。更重要的是，贯穿莎士比亚戏剧的人文主义精神成为影响曹禺戏剧观的重要因素。曹禺的戏剧深刻地展现了反封建主义和个性解放的主题，有效地影响了封建主义和黑暗社会，成为五四新文学领域的高峰，这与西方人文主义对其的影响密切相关。五四时代精神在新文学领域的表现是反封建和个性解放的两个基本主题，这也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两个基本主题。根据罗昌智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资料》，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几乎所有作家都为此歌唱。“左联”时期，左翼“剧联”领导下的戏剧作家已经将创作重点转移到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和抗日斗争上，这当然是戏剧文学的新发展。然而，反封建和个性解放这一反映时代和社会要求的重要主题，并没有在戏剧中产生代表性作品。曹禺1934年发表《雷雨》，在这一领域异军突起，此后，《北京人》等深化了反封建主题。正是因为《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反封建剧的出现，曹禺才赢得了“中国的莎士比亚”的美誉。

二

莎士比亚悲剧的主题是人文主义理想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冷客观现实之间的剧烈冲突。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二个时期（1601-1608）是他戏剧创作的高峰期，也是他思想艺术成熟和深化的阶段。他的四大悲剧都诞生于这一时期。这是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和詹姆斯统治的早期阶段，各种英国社会矛盾开始加剧。王权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开始解体，资产阶级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开始尖锐化，资产阶级革命开始酝酿。在宗教方面，清教徒认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宗教改革并不彻底，英国教会是反基督的，他们对此强烈不满，而伊丽莎白则致力于维护当时的英国教会，迫害清教徒。詹姆斯一生即位后，一方面继续迫害清教徒，维护教会的封建特权，另一方面强调所谓的所谓清教徒。“君权神授”他认为自己是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和绝对统治者，要求教会、国会和政府服从他，这加剧了王权与资产阶级和国会的矛盾。此外，农村圈地运动的加速使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贫困，这也加剧了王权与人民的矛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莎士比亚看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接触到的英国社会现实越来越残酷。世界上的各种邪恶震惊了他：统治阶级逆行，社会邪恶势力猖獗，人民受到压迫，罪恶得不到惩罚，正义得不到延伸。莎士比亚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最具批判性。反封建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使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意义和强烈的艺术吸引力。

在《哈姆雷特》中，年轻的英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是一个理想、勇敢、善于思考的人文主义青年。他诚实坦率，追求高尚的道德和美好的情操，期待美好的未来。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理想王国，使他从平静和谐的美好世界中醒来，他不得不面对丑陋的现实。当他因父亲的死回到丹麦宫时，他发现宫廷已经变成了“监狱”整个丹麦王国都变成了监狱。在这个监狱里，是非颠倒，善恶不分。谋杀者高居王位，阴谋家和野心家飞黄腾达，纯洁的友谊被嘲讽，神圣的爱情被背叛。根据别林斯基的说法，哈姆雷特看到了“生活的理想和生活本身完全不一样……信心曾经是哈姆雷特的生活，但现在它被抛弃了，或者至少在他身上动摇了——为什么呢？——原因是他看到的世界和人不是他想要的那样，而是他看到的只是他们真面目……”由此可见，哈姆雷特的悲剧和痛苦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而是莎士比亚所代表的整整一代人文主义者的悲剧和痛苦，是人文主义的理想和痛苦“颠倒混乱的时代”冲突。

《李尔王》通过另一场家庭悲剧向读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伪善的人际关系。在《雅典泰门》中，莎士比亚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金钱的本质”以及对人类社会的腐蚀。在这两部剧中，莎士比亚向我们展示了人文主义理想与黑暗现实的剧烈冲突。

曹禺生活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不仅目睹了这一点，经历了许多残酷的社会现实。五四运动带给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就像一串肥皂泡在我们面前荡漾，一根现实的钉子会一个个轻轻地破碎”。在《雷雨》和《北京人》中，我们不止一次公将封建家庭比作囚禁人性“牢狱”，连空气都“满是罪恶”好像哈姆雷特的话又在耳边响起：“世界是一座巨大的监狱，里面有许多监狱，因室，地牢。”曹禺的悲剧是他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大部分来自哈姆雷特的两幕。“五四”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中国社会和家庭中的人和事。他的代表作《雷雨》是中国封建大家庭的缩影。雷雨的故事虽然发生在24小时内，却浓缩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应该指出的是，雷雨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暴露大家庭罪恶”家庭悲剧，但通过城市社会上下两个复杂的纠纷，以及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斗争，揭示了封建资产阶级的罪恶性质及其不可避免的崩溃命运。《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都是作者用人文主义的情怀和现实主义的笔触对封建社会血腥罪恶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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