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平衡源于法律供给与法律需求之间的矛盾

（1）考虑刑法供求：刑法谦虚的现实需要

法律作为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也符合商品供求关系的原则。法律供给是指国家机关强制或者愿意开展的立法、司法、执法等活动的总称，法律需求是指人们购买法律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能力，是人们对现有和尚未设定的法律资源的积极要求和实际行为。从理论上讲，法律的需要决定了法律的供给。当人们迫切需要并积极寻求维护经济生活中的法律调整手段时，法律的供给将不可避免地发生。[15]法律的价格，即人们购买法律所支付的成本，其内在价值对人们有效，但人们需要支付昂贵的费用来捍卫他们的权益，然后法律价格很贵，人们选择其他非法手段来拯救被侵犯的权益。这就导致了法律需求的减少。相反，当法律“物美价廉”只有这样才能刺激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在一个社会中，如果立法者忽视了社会对法律的客观需求，任意提供许多法律，追求法律工具主义或肆意鄙视法律，倡导法律虚无主义，就会导致法律供求之间的不平衡，消除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法律供给过剩，导致社会法律泛滥，过度约束社会成员，进而加剧社会成员的叛逆心理，违法现象将越来越普遍，确保法律的实现不可避免地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否则法律将成为张纸，法律效力的贬值直接导致法律本身“通货膨胀”此时，法律已成为可有可无的上层建筑“饰品”。相反，当国家权力部门缺乏职能，忽视履行职责时，法律就成了稀缺资源。每个社会成员都渴望有一套可行的规则来约束其他成员的行为，以保护自己的权益。由于缺乏法律法规，人们只能通过私力捍卫自己的权益，导致大量私刑，社会秩序混乱。“法不责众”这种心理比人们对现有法律更敬畏，法律权威再次面临巨大挑战。可以看出，法律供求之间的不平衡只会导致法律的空置，两者的大致平衡可以实现法律的预期目标。刑法规定的犯罪和处罚是国家行使暴力的依据。刑法触角的限制和扩张受到社会的需要。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刑法是统治者压迫人民、维护统治的工具。然而，在当今的法治社会，刑法是捍卫人权和自由“卫士”。市场经济的实践使自由的概念更受欢迎。在法律需求层面上，社会需要更多的民事和商业法律法规，刑法相应萎缩，符合当前社会现实。同样的刑法供给也要调整，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基于此，刑法必须谦虚、谨慎。

（2）维持刑法平衡：刑法谦虚的目的要求

法律的平衡源于法律供给与法律需求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指法律需求与供给在质量和数量上大致一致，同时保持法律成本与效益的相对平衡。具体来说，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法律供求平等，由此决定的法律成本最低，收入最大；二是从立法、司法、执法到守法都有一套完整的有序机制，可以保证这种平衡的选择和约束。根据前面的分析，当法律供给与法律需求不一致时，法律效力到最低。最大化法律效益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保持法律平衡。就刑法而言，由于刑法本身的危害性决定了其在许多法律部门中的独特地位，刑法渗透社会生活的程度已成为衡量民主、自由和人权社会的重要指标。在民主自由的社会中，刑法对社会生活的干预非常谨慎，设定了刑法需求的基调——极度有限性，仅限于刑法功能只能保持公众可接受的最低秩序状态，为了最大化刑法的指导效益，刑法供应必须适应。这就要求适度限制刑法调整范围。此外，为了保持刑法成本与效益的平衡，基于刑法成本与效益之间没有严格的正相关关系，刑法成本投资必须合理、严格，以确保刑法收入在预期范围内。这就决定了刑法的适用必须符合经济原则。综上所述，为了保持刑法的整体平衡，刑法必须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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